| <P> 马达同志——尽管文汇报上上下下和上海新闻界的同行都亲切地叫他“老马”,我还是习惯于这样称呼他——是我尊崇的新闻界前辈。今年夏天,忽然接到他寄来的《办报六十年》清样,令我吃了一惊。两年前,他刚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复活过来,至今还在后遗症的困扰之中,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编撰工作,这种惊人的毅力和效率,实在使我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后辈为之心折。 <BR><BR> 于是,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BR><BR> 我和马达同志从相识到相知,似乎只在几分钟之内。一九八O年夏天,我刚结束“文革”中十年下放的流离生活,回到辽宁日报的编辑岗位。那年夏天,准备回上海探亲,在向总编辑赵阜同志请假的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要我交给时任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同志,托他帮助办一件公事。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因为当时的文汇报办得很“火”,马达同志在新闻圈内知名度很高,流传着他很多佳话。能够有机会一睹他的丰采,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使。 <BR><BR> 和马达同志见面是很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我的想象中,他肯定是一位仪态庄严、不苟言笑的长者。万万没有想到,当秘书引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大名鼎鼎的总编辑,竟然只穿着汗背心,一条短裤,手摇蒲扇,脚蹬拖鞋,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零了。他匆匆看完赵阜同志的信,抬起他那双透露着聪明和精明的眼睛,单刀直入地问我:“你到我这里来工作吧,既可以给我添个帮手,又可以回到你母亲身边,怎么样?你不用犹豫,我马上派人到辽宁去调你!” <BR><BR> 他的豪爽、活跃和果断把我镇住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唯唯而退。不料几天后回到辽宁日报,赵阜同志就告诉我:“马达已经派人来调你了!”我急忙问他是否同意,他只仰天哈哈大笑一阵,挥手让我回去。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马达同志那种明快、泼辣的办事风格,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从而也更加理解在他主持下的文汇报,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复杂的大环境下办得如此有声有色。办事风格和办报风格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张报纸的精神面貌就是总编辑的精神面貌。 <BR><BR>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到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新闻舆论界开始挣脱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左”的精神枷锁,迎来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崭新时期。但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两个凡是”又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意识形态领域的“气候”还处于“乍晴还阴、乍暖还寒”的状态。在这前后,新闻圈内人们的心态,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心有余悸”,“口将言而嗫嚅,足将举而趑趄”,然而,文汇报却屡出惊人之举,爆出一串串惊雷。 <BR><BR> 从小说《伤痕》的发表,到话剧《于无声处》的出台,从对批判《苦恋》的分歧,到后来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所作的不寻常的努力,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深知文汇报在历史上经历过曲折里程的新闻界同行,在叹服之余,也唯恐好景不长,覆辙重蹈,真的为马达、陆灏两位前辈捏了一把汗。这好比局外人只看到好戏连台,却很难想象台上主角所遇到的艰险。即使是局内人,在惊涛骇浪过去之后,也往往轻松地说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忘了当时遭际的险恶。现在,马达同志的《办报六十年》出版了,读了他对当时情景的回顾,重温历史,才真正懂得驾驭着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叶“轻舟”,绕过“万重山”是何等不易,需要何等大无畏的勇气! <BR><BR> 过去,新闻界同行在谈起马达同志时,往往戏称他为“马大胆”。我一直认为,马达同志的勇气不是一个“大胆”所能概括的。“马大胆”绝不是李逵式的“傻大胆”。作为一位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他何尝不懂得在某种环境下自己的所为可能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没有退缩,没有回避,而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对于这种勇气,我们只能解释为是出于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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